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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别让华为跑了”?高房价挤出效应岂止吓跑华为们 - 今日头条(TouTiao.com)
作者:系统管理员于 2016年05月25日 发布在分类 / 编程 下,并于 2016年05月25日 编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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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别让华为跑了”?高房价挤出效应岂止吓跑华为们

2016-05-25 09:42
  • 1高房价赶走的不止是劳动密集型产业,还有高新技术企业,它可能毁掉实业的生存基础。

  • 2别把高房价逼迫下的制造业萎缩跟产业转型画等号,“华为们退出”是危险信号。

  • 3留住华为们,要保障实业与房地产业共融的“低成本”,也要“法治、不干预”的善治氛围。

“超级地租”之弊:比逼退大企业更可怕的是毁掉实业生存基础

华为被传外迁,与高房价有关。自2015年以来,深圳房价一路暴涨,与上海一道跻身全球房价上涨最快的5个城市;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2016年4月深圳新建商品房住宅同比上涨63.4%,涨幅领跑全国70个大中城市。

与房价快速增长伴生的,是企业“地租”普遍抬升,数据显示,2014年深圳甲级办公楼市场年均租金增速为18%,2015年受P2P企业倒闭潮等因素波及,其从高位回落至7.4%,但这仍不低;“寸土寸金”之下,工业用地成本也是高企,2015年初,深圳厂房类出租屋平均月租金同比上升幅度高达11%。

高房价给实业带来的影响,远非地租上涨这么简单。房地产业的快速增长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是全方位的。

比如说无地可用。如华为总裁任正非所说,“深圳房地产太多了,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”,尽管深圳市2015年11月草拟了《深圳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用地用房操作办法》,明确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用地计划,但这难改包括科技企业在内的企业产区用地的紧张局面。

高房价还带动了人力资源成本的提升——根据深圳链家地产公布的数据,3月深圳平均租金为72.3元每平方米,同比上涨36.1%,这还是比最高点有所回落的数据,很容易让人才望而却步。按照英国经济学家科斯的社会交易成本理论,职工生活成本必然会体现在企业生产成本中。道理很简单:若员工房子都租不起,还会到企业来工作吗?

“别让华为跑了”?高房价挤出效应岂止吓跑华为们

去年以来深圳房租走势

宽松信贷政策和低利率助推下的高房价,还会把资金向房地产行业导流,造成实体行业资金抽离,最终助长房地产泡沫的同时,也影响企业的扩大再生产,阻碍那些产业和就业岗位的创造。龙岗区政府前两月经济分析的报告中就提到,在楼市火爆的带动下,房地产投资额占到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74%,制造业投资大幅萎缩,同比下降60.4%,占比仅为5%。

此外,高房价还会挫伤民众的购买力,拉低内需,也会拖产能提效的后腿。

任正非说,“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”“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,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。现在土地越来越少、越来越贵,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。这些人要有住房,要有生活设施。生活设施太贵了,企业就承载不起;生产成本太高了,工业就发展不起来。”说的就是房地产业对实业的“抽血”效应。比起被高房价逼退那些大企业,高成本对实业生存基础的冲击,也更加堪忧。

高房价逼迫下的制造业萎缩退出≠产业结构优化

“别让华为跑了”?高房价挤出效应岂止吓跑华为们

位于龙岗区的深圳华为坂田总部

华为方面表示,总部不会迁移。但作为巨头型硬件公司,华为研发中心和终端等业务版块外迁,也是基于对地租、人力等成本的敏感。更大隐忧是,将业务外迁的,不止华为。据龙岗区统计局指出,受土地资源紧张、用工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,部分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迁至周边其他城市,截止到2015年三季度末,该区搬迁、转行、停产和清算的工业企业共66家,新增迁入企业仅15家。

这些工业外迁,也改变了当地产业结构。2015年,深圳全市的二三产业结构,由2010年的46.2:53.7调整为41.2:58.8。

通常而言,工业比例的降低不是坏事。因为这一般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迁移,常被视作产业转型升级或产业格局更合理。

但事实上,这并不是产业结构的自发调整,而是高房价逼迫下的制造业萎缩和退出,很难说是产业结构优化。在很多大城市,因房价推高生产成本,不止大批低端制造业倒逼,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不得不离场。像深圳,不止华为将业务外迁,国际半导体大厂高通,2016年春节开工就讨论计划将办公室迁往广州,实验室和工作室搬到东莞;而中兴深圳生产基地的大部分将搬迁至河源;占据全球无人机市场份额超过一半的大疆科技,早在2013年就在东莞买地。深圳企业的外迁,已经不只局限于广东省“双转移”战略所鼓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。

这也是房地产业对实业大肆“抽血”后的必然链式反应:在其他房价高的国家、地区,那些高新技术产业也会被高成本“撵走”。作为罕见“反例”的美国硅谷,那些高科技企业之所以宁肯忍受高房价,也不肯离开,是因为集群效应拱卫的生产力水平极高的劳动力市场。事实上,那些企业也要为“此处久留”付出高昂成本,彭博社就曾报道,若Facebook员工居住在门罗公园市总部附近,公司将为他们提供1万美元的补贴。这些情况,在别的地方很难复制。

企业外迁,不只会导致地方税源缩减,更可能将地方经济导向“脱实向虚”:拿IT加工产业链来说,它看似利润不高,但在当下有资源集聚能力,也能形成周边产业生态圈,为其他产业发展提供支撑点。若任其被房地产业“排挤”,那社会经济基础也会少了坚实的支点。

整个社会要认识到,房地产业是“沙滩”,实业是“岩石”

对于实业的价值,龙岗区政府显然不乏清晰认知,“制造业是我区的支柱行业,制造业不振将对我区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沉重的打击,因此在房地产行业投资火热的同时,应该要警惕制造业投资大幅萎缩的问题。”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还认为,一旦制造业在产业结构中比重降至35%以下,深圳城市发展将亮起红灯。其实不止是对作为科技硬件中心的深圳,对国内各地都是这样。

温州的前车之鉴,就是可资汲取的教训:上世纪90年代,温州民营实业经济尤为活跃,电气、鞋业、泵阀等产业蔚为兴盛,但前些年,温州房价急速上涨,资金大量涌入房地产业,实体经济萎缩,结果2012年温州房地产泡沫破灭,无数老板跑路事件由此衍生。

而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“狂乱地价”和1992年起的地价下落,让其实业遭受重创,经济也陷入了长久的衰退期。美国2008年陷入以金融高杠杆、楼市高增长等为表征的次贷危机,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就强调重振制造业和出口,降低金融业比例,让美国经济建立在岩石上而不是沙滩上——如果说金融和房地产业是“沙滩”,那“岩石”无疑就是实业。

留住华为们,需要“低成本、法治、不干预”,否则会出现“低技术锁定”

要避免实体经济被房价过度“抽血”,实现产业结构的真正而非表面优化,需要房地产业和实业的并生共融。对地方政府而言,要做到这点,至少要改变某种自相矛盾的情形:又想振兴实体经济,又想拥抱高房价的红利,跳不出土地财政依赖。毕竟,当房地产就成了套利工具,它只会对实体经济形成损耗,而不会对社会效益总和产生任何增量。

对冀望将创新作为新增长极的大城市来说,尤其应该意识到房地产业和实业的消长关联,跟土地财政依赖尽早做更彻底的切割。要看到,创新要靠研发,当下国内企业研发创新比例仍较低,按照经济学者余静文的说法,就是处在“低技术锁定”状态,这显然不利于地方找寻新增长点。据其研究,房价增速越快、房地产投资回报率越高,就越容易挤出回报周期长的研发投资,房价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,社会研发投入占总资产比重下降0.051个百分点,人均研发投入下降92.03元

真要“创新驱动”,就需要地方政府既在产经政策上作出调适,多些普惠性税费减负政策鼓励企业研发创新,如完善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机制,也要用收紧杠杆、房产税、增加保障房供给等手段去优化楼市供给侧,规避高房价和信贷规模扩大的循环,引导社会投资流向在实业和房产地业间的平衡,并降低用房租房成本。

“别让华为跑了”?高房价挤出效应岂止吓跑华为们

华为总裁任正非

要留住华为们,要靠“低成本”,也要靠公平自由市场环境的构筑——这既包括土地规划上不能轻重失衡、搞房地产优先,也涵盖降低行政壁垒、完善公共服务设施、剥离人才进入的户籍门槛等,而不是给予某些大企业特殊优待。

用任正非的话来说,就是“低成本、法治、不干预”,也即通过良序市场与法治局面的构建,完善留住实业企业的“软件”环境。

高房价绞杀实体经济、造成产业失衡的负面效益,远不止于撵走了华为们,其风险会在在房地产业永动机停转时彰显无遗,华为们的外迁只是拉响了警报而已。各地政府也要尽早意识到其风险,不能因为土地财政来钱快,就任高房价绑架实体经济,不然只会是饮鸩止渴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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